(49)总之，在着力论证某权力事项宜纳入国家重大事项标准时，应当契合本国宪法所安排的权力结构。
具体而言，实现碳中和需要在较长时期内持续减排，各类自由也会因此持续地受到程度不一的限制，所以立法者应以可持续的规划性视野确定减排路径，均匀分配排放预算，使自由权利在过渡期内始终得到妥帖维护。有些是关于未来的目标设定。
另外，在环境保护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合理利用土地厉行节约等国家目标条款的规范阐释中，应注意其与相关基本权利在合比例性要求上的耦合，从而阐明其中蕴含的跨世代、跨地域地合比例保护相关宪法法益的义务，使各类资源的国家保护同时符合基本权利在不同时空维度中的保护需求。并且，国家目标条款的合比例诫命和基本权利作为主观防御权的规范要求产生了耦合，因此在通过核心发掘和法律宪法化对国家目标条款的规范性进行探索后，防御权审查框架中的比例原则审查部分又集中对耦合的合比例诫命予以了综合阐发。郑贤君：《论国家政策入宪与总纲的法律属性》，载《宪政与行政法治评论》（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8页。例如，国家在履行普及科学和技术知识等国家目标时，需要同时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等基本权利，对这些国家目标条款所产生的宪法义务应作出基本权利友好型的整全解读。一方面，德国的基本权利宪法诉愿主要是主观诉讼，在宪法未明定环境权的情况下，不借助经典自由权的申诉难以使专职宪法审查机关有机会触及并进而阐释国家目标条款的规范意涵。
另一方面，立法者仍在国家目标条款的实在化进程中发挥重要角色，关键立法宪法化后可填充国家目标条款的核心意涵。第二，国家负有维护人性尊严、建构社会国、积极保护生态环境的客观宪法义务，个人享有生态性最低生存保障权或合乎人性尊严的未来权。(44)这些属性决定了诚信原则在司法裁判中具备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对于低级别公职人员的调查，未必能够发挥相同作用，原因是他们在组织中地位较低，经常身不由己，许多非善意行为，未必是他们个人的意愿，可能只是被指使而已。2.对公务的敷衍敷衍是指只按照最低的标准履行公务。1.对非善意行为的调查机制相对于违法或不合理而言，非善意是评价行政活动的一套全新标准，它针对的主要是行政活动作成机制中的主观因素，被认定为非善意的行政活动可以统称为不良行政活动。内部纵向沟通问题有两种。
善良的公职人员独自面对此类潜规则时，是无力反抗的。随着公法私法界限日渐模糊，私法上的诚信原则及其精神价值逐渐被导入公法领域，对行政机关具有规范价值，《行政许可法》上信赖保护原则就是明证。
④经常不断地在职进修。完善激励机制，充分发挥考核结果的指挥棒作用，与奖惩、培训、辞退、晋升、福利待遇等有机结合，创造公职人员有序升降、进退的良好机制。(31)参见桑本谦：‘钓鱼执法与‘后钓鱼时代的执法困境：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个案研究，《中外法学》2011年第1期，第204-219页。(47)参见叶必丰：需上级指示行政行为的责任——兼论需合作行政行为的责任，《法商研究》2008年第5期，第29-35页。
善意履职原则所关注的主体性要素，指的是行政机关和人员的主观状态(意愿、心态、心理、实际作风等)、行政行为作成机制、行政内部规则等，不同于行政伦理，但包含有伦理表现，与拟议中行政伦理法的适用范围有少量竞合之处。二是压抑人性，在严密的科层组织下，公职人员都认为自己只是螺丝钉，丧失了对外界评价的回应能力。即便如此，也不应忽视行政组织对善意履职主体的影响。从正向看，善意履职原则的内涵是：忠实地实施法律，公平公正、尽职尽责。
实践中更多的是不那么强烈的冲突，处理起来会更加困难。(71)1989年《伦理改革法》提升该办公室地位成为独立机构，主任由总统提名，参议院同意后任命，任期五年，非因正当理由不得更换。
⑥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49-154页。(42)参见骆意：论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民事司法裁判中的适用——基于对《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53个案例的实证分析，《法律适用》2010年第11期，第60-61页。
因此，需要在理清权责的基础上向下授权，充分发挥公职人员，尤其是直接参与基层治理、服务的机关及公职人员的主观能动性。(34)参见郭剑鸣：地方行政行为中的潜规则：形态、风险及其整治，《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2期，第37页。当下，公权力领域的职业伦理失范现象还比较严重，职业伦理冲突亦大量存在，使得公职人员常常感到无所适从，应尽快建构现代职业伦理评价指导机制。《公务员法》(2018年修订)第8条规定：国家对公务员实行分类管理，提高管理效能和科学化水平。(74)需要借鉴的是其将伦理规范法治化的理念和实践路径。在特定贸易中遵守有关公平交易的合理商业准则。
(25)善意的具体表述虽然略有差异，但核心意涵是一致的：首先是忠诚，强调行为的前后一致性。(73)参见刘兰华：国外公务员伦理制度建设对我国的启示，《理论探讨》2010年第2期，第159页。
1.对公民的冷漠冷漠是指不关心公民的实际情况，尤其是差异化诉求，是法律实施的主要障碍之一。此外，美国国会、大法官会议、国防部及许多州和市的议会和政府，也设有伦理委员会、伦理办公室，负责公共服务伦理调查、咨询、监督或审查财产申报等具体事务。
监察专员对不良行政行为即非善意行为的调查，与司法审查有本质区别。以《环境保护法》实施为例，该法自1989年颁布施行以来，数度遭遇严重的敷衍对待。
从某种意义上讲，不良公务活动调查机制实际上是不得已的选择，是穷尽了其他制度潜力之后的无奈选择。(72)除了这一委员会，日本行政部门还专设一名伦理监督官，对其所属机关的公职人员进行伦理指导和忠告。但非善意并非都是由公职人员品德问题所致，行政组织内部沟通、权责配置和伦理建设等方面的疏漏，亦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责任对权力的约束，是通过规定权力的任务和后果来实现的，包括积极责任和消极责任两类。
为了避免善意履职沦为舆论的牺牲品，使之真正成为科学合理、精确实效的指引和评价工具，必须建构符合法治规律的运行机制。从考察评价角度看，行政机关主观状态和职业伦理不应放在合法性原则中主体性要件下。
(61)该制度在1960年代以后流行起来。再如，依法行政与服从上级也经常发生冲突，导致公职人员从个人前途利益出发趋利避害，最终损害公共利益。
高等法院在评估政府行为后，依据澳大利亚《地方政府法案》第733条规定地方政府一些善意的行为不产生责任，裁决政府不承担责任。1931年，德国帝国法院在一项判决中明确宣称，诚实信用原则适用于包括公法在内的全部法律领域。
2.职业伦理的评价与指导机制不良公务活动的调查机制，不仅针对行政机关，也指向特定公职人员，而且涉及对他们主观状态的调查，使得调查面临困难。因此，《公务员法》对于下级公务员批评建议权的保障和支持尚有改进余地。(14)Vgl.RG,JW 1931,722,735.(15)何孝元：《诚实信用原则与衡平法》，台湾三民书局1977年版，第8页。(16)参见闫尔宝：《行政法诚实信用原则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第40-41页。
传统的合法性、合理性、正当程序等原则，主要着眼于特定行政行为，对其要件进行规范。(二)善意履职的实现路径公职人员究竟会为善还是作恶，在个人品德因素之外，还取决于行政活动作成机制的设计是否科学合理。
1.权责配置失衡行政机关的权力和责任要做到清晰明确、匹配一致、科学合理，否则就会诱发非善意。(41)参见沈德咏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条文理解与适用》(上册)，人民法院出版社2017年版，第139页。
美国学者举过如何处理K夫人问题的例子：某基层执法人员发现K夫人的房屋出现危险情况，如果刻板地执行规定，不符合他心中的法律良善目的，此时有两个选择，一是忘掉这些特殊情况，果断执行规定，二是向有决定权的上级反映。(74)Yassin El-Ayouty,Kevin J.Ford,Mark Davies,Government Ethics and Law Enforcement:Toward Global Guidelines,Connecticut: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2000,p.123.(75)参见余凌云：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度之省思，《法商研究》2013年第3期，第96页。
